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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ianlang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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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虽为一般人士所追随，而一般人士对于国民革命根本的意义，认识仍然不深。他们知道了单是枪炮轮船的仿造，并不可以图强。他们也知道了君主专制与封建割据，如果继续下去，则国家必不能自强自立。然而君主专制既已推倒，五族共和，既已宣布，他们便以为民族革命成功了。民主政治实现了。他们只知道摹仿西洋民主制度的形式，他们只以中央政府有总统，有内阁，有国会为满意。他们不知道民族革命的对象，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尤在于国民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养成骄奢淫佚的习惯，和媚事外国倚赖外国的心理。他们不知道民主政治的真理，更不知道民生主义为革命主要的目标。他们推倒了君主专制政体，他们却不能够改革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养成的泄沓贪婪，偷生苟活的恶习；为学做事，不讲实际，发言立论，不顾实践的风气。在这种心理与风气之下，仿造西洋的枪炮，必至于用泥沙代火药；推行议会制度亦必至于改约法，行贿选。即投身革命党的党员，积习既深，把握不定，一遭失败，亦不免信仰动摇，志气沮丧，畏难就易，行不顾言。所以中华民国虽在民国元年成立，而至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代，其间十有三年，不知道国民革命历尽了几多的磨难，受尽了几多的挫折！抚今思昔，真不禁怅惘之深。这十三年间的经过，约而言之，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说明。
    由辛亥革命起义到民国五年袁世凯之死，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国父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其志乃在废除我们中国三千余年君主政体，至于他建立民国的主张，并不以为只有总统，有国会，有约法，有内阁就算为民主政治。因此他把总统的地位让给袁世凯。他主张革命党人，应以纯粹的在野党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从国民心理和国民生活上树立三民主义的基础。党中人士理解这个意思的极少。一般的眼光，集中于约法的文字，以为只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就可以箝制袁世凯使其不能够滥用总统的职权。又以为只要组织有力的政党来运用国会，即可以支持责任内阁，使其达成限制总统职权的任务。他们更从形式上摹仿英美政治，以为只要有两大政党并立，就是民主政治的雏型。殊不知两大政党虽一度组成，并无补于国会职权的提高。即令有多数党人在国会里面作法律上的活动，也不足以树立责任内阁，更不能支持责任内阁，以对抗袁世凯那样滥用职权的总统。袁世凯所顾忌的不是国会，而却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革命党的势力。故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于赣粤闽以后，解散国会者，就是国会所选出的总统，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者，亦就是对国会负责的内阁总理。待到国会一经解散，那副署命令的内阁也就坍台。从此以后，所谓国会，所谓内阁，乃至于约法的本身，在袁世凯的手，任意扮演，任意摆布。而我们国父早已看出了袁世凯必推翻约法和他帝制自为的野心，所以自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时，立即主张问罪讨伐。可惜当时党中干部同志理解　国父主张者又是很少，而且精神颓丧，并无决心，只有坐待袁世凯借款备战，策画完成，任其宰割，于是革命遂遭惨败。民国三年，国父乃于一般同志沮丧之余，以严密的纪律，组织中华革命党，坚决的贯彻国民革命的宗旨。比及袁世凯洪宪称帝，则全国国民又信仰国父当时革命主张为不我欺。换句话说，历史的事实又证明了惟有国民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澈底的路线，也就是最正确的主张。
    袁世凯之死，使国内形势，转入第二个时期。全国的军阀由分化而入于混战。北洋派武力统一的梦想无从实现。封建割据的面幕之联省自治运动亦毫无结果。军阀政客交织而成的政治局面，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从这个最黑暗最悲惨的阶段里，获得了一线的生机。在此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绵亘四年，主要的战场，在欧洲大陆。英法德义俄土诸强正集中全力于欧洲的战场。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战场上面。美国正向欧洲贷借战费，运送物资，最后也派遣军队参加大战。于是中国国民在心理上，激起了绝大的希望和绝大的自信。以为中国从此可以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自立自强以进于独立自由。而且在经济上，中国的新工业，一时繁盛起来，尤以纺织业得到顺利的发展。清末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常为入超，至此却转为出超。社会经济的好转，更加增强国民的希望与自信。然而军阀政客，不识现代政治与经济为何物，更不能顺应国民的要求，不能发扬国民的意志，竟造成更大的国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就是白纸黑字的各种宪法运动，也不值国民的一顾。皖系的势力既倒，直系奉系的势力也得不到国民的支持。贿选事件，更不啻直系军人自掘坟墓。事实发展至此，除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以外，再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顺应国民的希望，代表国民的要求，集中国民的信心了！于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势力，乃顺乎天而应乎人，随世界潮流的汹涌澎湃，全国一致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万众一心，起而奋斗，力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以奠定复兴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初基。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以日寇所提「二十一条」最为凶狠。最为毒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变为独占政策了。现在略举其要目如左：
    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各条。
    第一号的四条，要求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胶州湾和胶济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与日寇；并划山东及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又要求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的铁路建筑权；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总之，日寇要划山东全省为他的「势力范围」。
    第二号是关于东三省南部与内蒙东部的各条。
    第二号的七条，要求延展旅顺大连湾和南满与安奉两铁格的租借权九十九年；要求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借权，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之权，及采矿权；要求在两地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要求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之权，并不许他国在两地筑路或投资。总之，他要划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为「势力范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各条。
    第三号的两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两国「合办」，并要求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的矿山，概归日本人独占开采和经营。
    第四号和第五号是关于中国全国的各条。
    第四号的一条，要求由日寇独占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第五号的七条，要求中国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中国内地享有土地所有权；合办中国的警察；供给中国的军械并合办中国的兵工厂，取得武昌与九江南昌，南昌与杭州，南昌与潮州之间的铁路建筑权，划福建全省为势力范围；及日本人在中国宣教。总之，日寇要获占及中国的全国，为他的藩属和奴役。
    「二十一条」的提出，固使国人为之共愤，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考其作用，实与历来中外不平等条约，并无二致。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条款，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而「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所以我常说「二十一条」的精神，实际上乃是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大成而已。国父说：「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我们也可以说：往日各国零星片段，陆续不断的压迫满清和北京政府订立他亡国卖身的条款，一般国民是不易生感觉的。而像「二十一条」这样整个明显的条款，是容易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压迫，就激起了国民全体的公愤，一致的反抗。殊不知过去满清和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这些不生感觉的亡国卖身的契券，却在国民麻痹之中，敲骨括髓的危险，比之「二十一条」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三民主义的革命，一方面要与日寇独占的侵略作生死的斗争，而同时一方面对于其它各国屡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亦同具恐惧的心理，非要求他彻底的废除不可，亦就是这个道理。

tek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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